作者：刘余莉、邢梦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讲信修睦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之一，是中华民族处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理念。历史上，中国人以信为本、以和为贵，对内对外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展现了泱泱大国的宽宏胸襟。探讨讲信修睦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精神支撑和价值指引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讲信修睦的内涵及意义
“讲信修睦”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讲信者，谈说忠信之行。修睦者，修习亲睦之事。”意思是讲究忠信的行为，修习亲睦的事情。《礼记》将“讲信修睦”视为大同世界的特征，要求人与人、国与国达致亲密和睦的境界，讲求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协和万邦。这种价值理念千百年来深深镌刻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
讲信修睦是构建友好和谐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信，诚也”，讲信意味着诚实无欺、恪守信用。孔子认为，如果做人不讲信用，就像车子没有车轴无法行走一样，不能立身于世间。“睦，目顺也”，亦有敬、和、亲、厚、密等解。孔子要求弟子躬行五种品德，“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也曾以“文行忠信”来教化弟子，其中充分体现了讲信修睦的价值要求。孟子也指出“修其孝悌忠信”，倡导待人以忠、处世讲信、为人亲厚，从而赢得人们的亲近和尊敬，建立起友爱的关系。当然，讲信修睦要符合道义，古人尤为强调“循义”，“义”是讲信修睦的前提。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讲信修睦要以“义”为准则，合义则必履，违义则非守。
讲信修睦是维系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团结的纽带。讲信修睦是人与人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石，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若以讲信修睦作为社会交往的守则，就能够营造团结友善的社会氛围，达成事业成功。例如历史上的晋商，其经营方式如行帮、朋合营利、伙计制等，都是本着合作互助的原则，依赖人格信义和亲邻之间的友好互助。在经商过程中，他们积极维护同乡的利益，推行“同乡互助”原则，营造和顺友好的营商环境，同时，注重行业名声和信誉，与经商对象建立信任和睦的关系，进而获得持久的发展。管子言，“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告诫各行各业的人都要诚信责己、和睦待人，才能各食其所，构建和谐友善的社会关系。
讲信修睦是促进国家富强的精神动力。“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诚信是国家的根基，是人民行事的根据。荀子曾强调讲信修睦对国家治理和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张其义”“齐其信”是施行王道、建设和谐国家的关键。他举例说：“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这些国家偏居一隅，远离周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所以能强大起来，就是因为以信立国、亲厚百姓，赢得了人心，凝聚了力量。为政者必须修身正己、取信于民，营造和睦的社会环境，方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实现国家富强。
讲信修睦是推动对外和谐交往的重要准则。“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国与国之间想要和睦交往，也需以讲究信用、友爱亲厚为基础。《尚书》记载，帝尧“允恭克让”，有诚信、恭谨、克己、礼让的德行，不仅使九族亲睦和顺，而且使天下的百姓也都能友好和睦。帝尧的四种道德品质，正是讲信修睦的价值体现。相反，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做到讲信修睦，就会众叛亲离。《左传》讲道：“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也，单毙其死。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普通人尚且不可作出不守信用的事，如果会合诸侯也不守信用，则必然不会成功。古人在处理外交关系上讲求“怀远以德”，管仲建议齐侯以礼和德为基础与诸侯修好，“君以礼与信属诸侯”，与其他国家保持和睦亲顺的关系。因此，讲信修睦对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
讲信修睦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塑造
讲究诚信，谋求和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深植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中，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理念密不可分。
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灵魂。“仁者爱人”“仁及草木”，故能“亲睦九族”“远人来服”。讲信修睦是君子仁人的价值追求，若能以信德行于天下，为人亲厚友爱，则能为人所信任，此即为“行仁”。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所言的“五者”即恭、宽、信、敏、惠，全部体现了讲信修睦的价值观，所以，讲信修睦的要求内在于“仁”的理念之中。讲信修睦还体现于民本思想中，民心向背是政权稳固的根本，讲信修睦是获得民心的前提。“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如果不能做到讲信修睦，政府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可见，讲信修睦作为治国之要的伦理准则，在中华文明精神中促成了以仁立身的价值指南，形成了重民、爱民的政治传统。
守诚信、崇正义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基石。中华传统文化强调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守诚信、崇正义是人立身处世之本，是社会和谐之基，与讲信修睦的价值要求是相通的。“君子贞而不谅”，讲信修睦不能拘泥于小信，必须讲大信，在民族大义面前，以崇正义为先。讲信修睦与崇尚正义是密不可分的，必须以正义为标尺，所谓“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以“义”为前提的讲信修睦也是经商的重要原则，荀子力赞“良贾”，认为“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吕不韦更将“义”看作是“万利之本”，以崇正义为前提的讲信修睦才能真正持久。
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精髓。讲信修睦作为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的世界。“民无不足不赡之患，而有亲逊和睦之风，故图谋蔽塞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门户之扉从外合而不关闭也。”这种社会理想充分反映了讲信修睦的处世之道和价值追求。讲信修睦、协和万邦也是中国古代外交的基本原则，在对外交往中推行“教化”的方法，“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自身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德行来进行感召，而不是使用武力手段迫使其屈服，体现了对外关系中讲信修睦的价值运用。荀子有言：“致忠信，著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如果能够行忠信、明仁义，做到讲信修睦，那么天下人都会来归服；反之，如果不能讲信修睦，那么也将失去对外的友好关系。《群书治要·傅子》中举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齐襄公失信于部将的“瓜熟之约”，楚国对内失信于民、对外断绝与邻国友好关系等例子，充分说明没有做到讲信修睦的严重后果。“信以守物”“上下和睦”，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和为贵”“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更有“化干戈为玉帛”“睦邻友好”“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回溯人类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讲信修睦、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造就的尚和合、求大同的文明特质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曾栉风沐雨但仍巍然屹立于东方的中华民族高度重视讲信修睦理念。《群书治要·傅子》中有：“盖天地著信而四时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天地显现其诚信，则四季运行和谐；日月显现其诚信，黑夜白昼便交替正常；天子体现其诚信，则各个诸侯国便安定和睦；诸侯讲究诚信，则国内和平；君子践行诚信，就可以安身于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充分挖掘讲信修睦对于身心和顺、社会和谐、国家安定、世界和平的时代价值，不仅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也能够为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道德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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