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乐器的品种已渐多样化,使用也已相当广泛。史籍中有关乐器的许多传说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乐器,作为当时音乐文化面貌的实际侧面,既是原始音乐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又是其制造和使用者音乐心理、音乐观念物化态形式的遗留,因而包孕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绝大部分乐器早为鸿蒙时空所湮灭,但史籍记载以及出土乐器实物,仍给我们勾勒出了乐器发展早期面貌的大致轮廓及其特征。 毫无疑问,出土的乐器实物最有说服力,其次是史籍记载。综合起来,我国原始社会乐器主要有三类:气鸣乐器、膜鸣乐器和体鸣乐器(弦鸣乐器文献虽有记载,但因出土乐器实物中尚未发现,故暂不列入)。 气鸣类乐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骨笛和陶埙。就这两种乐器出土的情况看,它们分布的地域相当广泛,足见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先民都曾使用过这两种乐器。 早在新石器初期,我国黄河中游与淮河之间的地带是传说中古老的东夷氏族生活的地域。他们中的一支在音乐实践中已经使用一种发音性能良好的骨笛。这即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骨笛——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骨笛。经碳14测定及树轮校正,贾湖骨笛距今为八千五百至七千六百年。这批骨笛的材料取自鸟类的腿骨,一般长约20公分,直径在1公分左右,一侧开孔,大多是七孔,皆集于一端,制作相当精美。其中一支骨笛长约20公分,除七个规格相同的圆形音孔外,末孔上端另有一调音用的小孔,吹口在笛的一端。据测音结果分析,该笛能吹奏以C为宫的七声古音阶(1 2 3 #4 5 6 7 1),或以G为宫的七声新音阶(1 2 3 4 5 6 7 1)。另对同时出土的其余十五支骨笛的综合鉴定表明,舞阳贾湖骨笛确已具备了七声音阶结构,发音准确,音质较好,至今仍可吹奏旋律。
骨笛(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长江下游古老的稻作农业区也有骨笛出土。坐落于湖泊地区的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氏族公社遗址中,曾发现当地先民使用过的一批骨笛,距今年代约有七千年。河姆渡骨笛同样选用的是鸟禽类肢骨,长为6至10公分不等。与舞阳贾湖骨笛不同的是只有两三个音孔,而且开在骨管两端。经过试吹,其中部分骨笛仍可奏出简单音调。 此外,江苏省吴江县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过类似的骨笛(或被称为“骨哨”),用骨管磨制而成。黄河上游的甘肃省永靖县莲花台辛店也发现过新石器时期的骨笛。 原始社会的笛,从考古方面看,除骨制外未见其他材料,但史籍传说中有竹制之笛。据《吕氏春秋·古乐》载: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昆仑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 黄帝氏族起源于我国西部,早期活动在今甘肃省东部的平凉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泾源县、固原县一带。联系与这一地区相近的甘肃永靖出土的骨笛,似可推测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华夏族先民兼有骨笛和竹笛是极有可能的。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属我国气候温暖期,上述地区比现在温暖得多。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竹鼠等动物骨骼表明,地处北纬34°以北的西安一带,均被森林、竹林和丛草覆盖。甚至北纬37°的山东历城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过炭化竹节。黄帝族早期活动地区大都在北纬36°以南,生长于这一地区的竹被采制成笛确有其生态基础。 埙,由陶土烧制而成,是我国原始社会乐器中极富特色的品种。史籍中有关埙的传说,历史年代都很悠久。《拾遗记》称:“庖牺灼土为埙。”《世本》谓:“埙,暴辛公所造。”考古发掘表明,埙在我国的分布也相当广泛,长江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皆有发现。 在新石器时期,浙江河姆渡地区生活着后世“越”族的祖先。从该地区文化遗址发掘的遗物中,有他们使用过的陶埙。河姆渡埙呈椭圆形,有一吹孔而无按音孔,制作年代距今约七千年。在远离浙江河姆渡的西北地区——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曾发现过两枚陶埙。据测定,距今已有六千余年。制造和使用该陶埙的,是后来被称为夏或华夏的先民们。这两枚陶埙大小相当,形略似橄榄,一个顶端有一吹孔,另一个吹孔贯穿上下两端,后者能发两音,约为小三度(f3—ba3)。
陶埙(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山西省境内曾多次发现过新石器时期陶埙。其中西南部的万泉县荆村出土过三枚陶埙。这些陶埙形状各异,音孔多少不一。无音孔的呈管状,一音孔的形似椭圆状,两音孔的似球形。所能吹出的音程有三种:小三度(#c3—e3,b2—d3)、纯五度(e2—b2)和小七度(e2—d3)。山西中部太原义井村出土有一枚二音孔陶埙。该陶埙测音结果显示能奏出小三度(e2—g2)、大二度(g2—a2)和纯四度(e2—a2)三种音程。 此外,属新石器晚期的陶埙还有黄河下游的山东省潍坊市姚官庄陶埙和长江下游的江苏邳县小墩子陶埙,等等。 鼓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原始社会即十分常见。在我国,有关鼓的传说皆渊源悠久。《世本》云:“夷作鼓,盖起于伊耆氏之土鼓。”《吕氏春秋·古乐》又云:“倕作为鼙、鼓。” 依发音方式,鼓可分两类,体鸣鼓和膜鸣鼓。最初,鼓应以木制,由树干挖槽制成,属体鸣鼓。这种体鸣木鼓至今还在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如苗族、佤族中沿用。伊耆氏之“土鼓”则是膜鸣鼓。杜子春注《周礼·龠章》掌土鼓、豳龠时说:“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另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 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撅之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吕氏春秋·古乐》也说: 帝(颛顼)乃令先为乐倡。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 乃以麋��冒缶而鼓之。 皮膜类鼓在考古发掘中亦被证实。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曾发现有鼍鼓(亦作鼓),为距今四千年左右的遗器。这正好与尧舜时代和他们活动的地域相吻合。(参阅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另据出土文物的研究,新石器时期,我国黄河流域的甘肃、青海、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诸省流行的“陶鼓”也是蒙革敲奏的。这种陶框鼓最早见于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距今五千年以上。陶鼓分布地域广,延续时间长,从始见到盛行,前后长达一千二百年左右。(参阅高天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鼓辨析》,《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陶钟(陕西长安龙山文化遗址出土)
石磬(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
原始社会的体鸣乐器以陶钟和石磬为代表。据《山海经·海内经》载:炎帝后裔“鼓、延是始为钟”。《吕氏春秋·古乐》谓,黄帝命“伶伦和荣援铸十二钟”。钟的最早实物有明确的可考年代是在新石器晚期。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一件陶钟即是一证。该钟体呈长方形,中空,直柄。河南省三门峡庙底沟也有属这一时期的陶钟出土。 此时的陶钟,其制作材料和音乐性能都处在发展中。更早期的钟可能还有竹制或木制的。联系《孟子·尽心下》有关夏代铜钟的记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以追蠡”,以及商以后钟的发展看,制钟材料及钟性能尽管历史上改善较大,但体鸣这一发音方式并未改变。 磬也是古老的乐器,又称石。据《尚书·尧典》记载,尧舜时代的乐舞已广泛使用了磬,即所谓“击石拊石”。石质对磬音的影响很早便为古人所注意。《山海经·西山经》有磬石产地的记述:“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其中多磬石”;“小华之山……,其阴多磬石”。考古实物中,年代最早的是夏代石磬。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都出土有石磬,二器的历史年代距今皆约四千年。从打制工艺看,这两枚石磬尚嫌粗糙,但形制已基本定型。 华夏音乐源远流长,乐器发展也铭刻下这种文化胎记。某些乐器如埙、磬、钟等,形成了极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在漫长历史发展中蔚成序列。不少古老的乐器在保存和传递中国音乐文化特质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